（3）要真心诚意地按照主权在民的现代社会治理基本原则，摆好广大民众与政府的主仆位置，力戒避免保姆替主人包办一切的霸道恶习。

二是要解决资源产权制度问题。攻坚克难呐，这场攻坚战将会打得十分艰苦。

三是垄断性行业改革问题。三是垄断行业经营权制度问题。这是中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最短板的地方，虽然搞了多年，但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。建议务必要增强改革的实质性，寻求有实质性的突破，这是当前老百姓和我们这个时代最期待的东西。现在大家说空谈误国，实干兴邦。

其中的一小部分人，期望从这种未完成的改革状态中获得好处。底下越民粹以后，上面的权贵也更厉害，甚至专权。如果不从根本上动摇这一块，设计一套新的制度完全替代这一块，那么我们新型城市化拉动经济发展的设想就会完全落空，因为靠少数人发财拉动不了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。

美国在一次分配结束的时候，基尼系数也是0.5左右，是通过税收和福利的再分配才把0.5调到0.4左右。这两件事真做到了，政治改革就已经完成一多半了。西方人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税收和死亡一样不可避免。我们的财政收入中相当大一块是非税收入，而不是税收收入。

总之，一个反腐败，一个反特权，后者可谓更难。我们没有遗产税，没有赠与税，也没有固定资产保有税。

进入 华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财税改革 。因为财政体制现在的分配完全是有利于城市居民的，特别是完全是有利于体制内的。但隐性收入如果真有这么大，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就不低了。看完之后我有一个感觉，就是现在政府都开始意识到要少说空话、套话，但是其实财经界也有另一类的空话、套话。

原来民富过，现在不富了，所以要寻找"重返民富之路"，但是就我活的这几十年和我读过的中国历史的这几千年，我没看到以前有过什么民富，所以不知道往哪儿重返。就目前来看，可以说倒地财政在城镇化的口号下还在继续蓬勃发展，我看媒体上也在推波助澜，市场上炒作的基本也都是这一套。当然这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。由于劳动成本持续增加，企业家都喊生产成本上升太高太快了，所以很多产业要向东南亚转移。

美国刚结束的大选辩论的话题是欧洲社会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，因为美国人认为欧洲的国家干预和再分配调节太厉害了，搞的是社会主义，美国人是不干的。现代资本主义从罗斯福新政开始，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开始，从劳工保护到个人所得税，到遗产税，到赠与税，到固定资产税，有一系列对资本更不说对土地等财产和收入调节的措施。

如果我们想改变这个状态，我们就必须在税收制度上做根本的重大的变革。中国的财税分权体制仍然还有问题，比如需要减少专项转移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，故确有改进的余地，但中央和地方之间永远有矛盾，有博弈，这似乎不是我们要研究的主要问题，不需要我们去为某级政府争利益。

实际上我们财政体制第二个主要问题，就是我们财政资源歧视性分配，严重的强化了我们的贫富差距。动摇这个东西后面带出来一系列的问题。如果没有这方面动作和准备，我觉得所谓的新型城市化最后必然还是走老路，还是少部分人获益、大多数人被排挤在外的城市化，就是我们今天的状态。另外巨大的一块是为了维稳和花钱买平安的财政开支，花费的随意荒唐和支出的天文数字，更是令人瞠目结舌。真从口袋里面拿的时候，大家都不愿意。所以，真正的财政体制改革在我来看是这三大问题。

这个模式就是把土地资源集中给少数大开发商。那种情况下还有多少人住得起豪宅？但是人家能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靠这套制度安排。

那么，什么叫做新型城市化？原来那个旧在什么地方？这个新又新在何处？我觉得政府还只是刚开始有了模糊的意识，我们媒体和学界自己更糊涂就没希望了。我们中国之所以现在贫富差距大到今天这个程度，除了市场本身的马太效应以外，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财政资源分配加重了一部分人更好、一部分人更差的境况。

第三个问题，这个就更难了，就是我们财政资源的特权分配。我们原来的财政分配体制里面，它是向特权倾斜的。

我住在英国的时候，每次大选，包括每年政府公布预算，所有人最关心的是财政部长的演说，因为他的演说里面讲税，全国人都停下来看明年的税又怎么征了，因为那是涉及到每个人利益的。这就大大加剧了我们整个财产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。这样会触动巨大的既得利益，其中就包括我们各界精英的利益。如果没有隐性收入，全世界27%的奢侈品能被中国人买走吗？这一个指标就可说明我们隐性收入巨大。

但是，我要说实际上中国税收体制主要问题，并不是现在人们主要攻击的国家税负太重，在我来看并不多由于目前的车资标准未能体现乘客的时间成本、堵车时的汽油耗费，以及异常天气下的出车风险等因素，所以本来就是要出车赚钱的司机，才会在乘客最需要用车的时段，反而选择了挑客和停运，从而导致了乘客和司机的双输。

简单的经济学原理，让我们看得分明：数量管制形成了专营权的垄断租金，使司机不得不缴纳较高的份子钱，乘客不得不缴纳较高的车资。北京的出租车问题，因果脉络本不复杂，解决之道也算清晰。

出租车牌照意味着排他性的专营权。而在价格管制之下，北京即使已经发放了6.6万张牌照，但找不到司机开出租车，以及司机故意在供需紧张时停运的现象，也仍然比比皆是。

"份子钱"除了体现排他性专营权所蕴含的垄断租金外，还包括各种车辆的保险费、司机的社保、购车费用及其他管理成本。只有放开价格管制，才能让出租车公司和个体经营者灵活地厘定车资，充分调动出租车资源，降低乘客等候时间，让出租车恢复"应急用车"的市场定位，而不是沦为"久候不至"的公共汽车。然而，挑客和停运不是数量管制造成的，而是价格管制造成的。这便有了北京市运输管理局规定的、出租车公司与司机约定的车辆承包合金，俗称"份子钱"。

我要与读者解释的是，这些症状是由两项政策--即数量管制和价格管制分别导致的。据我了解，在1993年以前，实行的是申领制，即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，向北京市政府申请，经审核批准后，即可获得牌照。

这是两套独立的错误政策，分别导致两种糟糕的结果。我只有一问：北京信不信市场？ 来源: 《经济观察报》 进入专题： 出租车 。

解决之道，就是取消总量上限，放开准入限制。三、不是放松对车资的价格管制，以更自由浮动的车资鼓励司机出车，而是直接严惩那些挑客和议价的司机。